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简称“《反外国制裁法》”），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与此前中国商务部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不同的是，《阻断办法》在法律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而《反外国制裁法》的地位则为法律。但又与同为法律的中国《出口管制法》不同的是，《出口管制法》自2020年12月1日正式公布并实施之日前，早于2017年，中国商务部网站就首次公开了出口管制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在正式实施前多次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历经约三年。而本次《反外国制裁法》一经出台就首次向公众公布，可见，正如在2021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所述，在目前局势下，我国通过“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十分紧迫且必要。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从上述引申，近期美方政府频频拿“涉疆借口”大做文章，包括，美国商务部曾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美国财政部又以“涉疆借口”，将部分中国企业及公民列入了“特别指定国民和被隔离人员清单”（List of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又称“SDN清单”）等。

可见，美方政府部门依据其本国法律，以中国内政之原因，对部分中国企业及公民进行了遏制与打压。此外，根据相关专家学者解读[1]，美方该等行为这也正是本次《反外国制裁法》所针对的外国国家行为之一。因此，《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及时地为中国政府部门针对该等外国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及第五条，总结而言，“被反制对象”分为两大类： 

• 第一类：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列入反制清单的个人和组织（以下简称“被列个人”或“被列组织”）。

• 第二类：虽本身未被列入反制清单，但与上述第一类对象存在“关联”的个人和组织。根据第五条，该“关联”包括如下4种情况：

（1）被列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

（2）被列组织的高管或者实际控制人；

（3）被列个人担任高管的组织；

（4）由被列个人和组织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

《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明确了该标准，即：“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本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

从“直接、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中可预测，被列个人可能将包括相关外国国家政府部门中制定、决定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官员。

此外，从“直接、间接参与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中可预测，若某些境内外企业、个人参与了针对中国组织及公民的限制性措施的，则亦可能面临被列入反制清单的风险。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六条，针对被反制对象，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按照各自职责和任务分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几种措施：

(1)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

(2)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3)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4)其他必要措施。

上述反制措施与个人/实体被美国财政部列入“SDN清单”的后果类似。美国将全球范围内的、违反美国政策的个人/实体列入“SDN清单”。被列入“SDN清单”的个人/实体所持有的在美国境内资产也将被冻结（又称“隔离”），其进行的美元币种交易也会被切断，且受美国法律管辖的主体将不得在任何地方与该等被列入“SDN清单”上的个人/实体进行交易。

与“SDN清单”效果不同的是，本《反外国制裁法》第六条允许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一种或多种结合的措施，且通过规定了“其他必要措施”，给予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决定采取措施种类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一条规定“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对违反前款规定的组织和个人，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相关活动。”

笔者认为，此条的“在中国境内”还需要进一步释义，是以“属地”为标准（即：在地理位置是中国境内），或者还是以“属人”为标准（即：中国境内注册的组织和中国籍个人）？如果采取了“属地”的原则，则会导致：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在中国境内，就应遵守反制措施，对于组织而言，无论是中国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行为，也应当遵守反制措施。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四条，对于不执行反制措施的个人和组织，

•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对于不执行反制措施的个人和组织，予以处理，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相关活动。

• 此外，对于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任何个人和组织（笔者认为，“任何”二字是否代表着无论其注册地还是国籍，也需要进一步释明），《反外国制裁法》也赋予了针对该个人和组织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以及第十二条第二款，从两个层次明确了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组织和个人的后果：

(1)将可能面临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反制清单的风险；同时

(2)被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合法权益的中国公民、组织被赋予了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即，其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上述第（2）点与《阻断办法》中给予合法权益受损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我国法院起诉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类似。

总结评论：

如文首所述，《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与实施，为我国政府部门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组织和公民，以应对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以应对针对中国企业和公民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应对与反制的法律依据。也如众多社评所述，《反外国制裁法》中的“反”字，也体现了中国在应对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时的“防守”与“反击”之姿态。

与中国商务部的《阻断办法》全文共十六条一致，《反外国制裁法》全文亦一共十六条，且亦可谓条条精炼，因此，对于《反外国制裁法》实施后，如何在具体案例中实施，如何进行司法联动，如何与《阻断办法》相关制度衔接与联动等实操层面事项，还有待进一步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