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数治税”的大背景下，本文结合当下中央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对部分能够通过成本发票数字化审核实现合规的重点条目以及典型违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国有企业在今后执行八项规定提供具体的实务性建议。

笔者总结了八项规定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财务合规问题，具体如下：一是八项规定的具体执行要求落地难；二是禁止清单规定中的边界不明确，成本发票的人工审查难度高；三是成本发票数量大，人工审查耗时长。

因此，本文致力于回应当下国有企业实务中财务合规的突出问题，第一部分阐述在中央八项规定之下，财务合规数字化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将会分析成本发票数据化审核能够解决的八项规定具体要求，将宏观抽象的规定落实到具体的实施细节。第三部分将会选择典型国有企业的成本发票违规案例并分析其中的主要问题，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第四部分将会详细阐述国有企业如何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利用成本发票数字化审查的方式，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数据赋能合规，数据与专业服务的协同服务将是未来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趋势。落实八项规定财务合规的核心是建立一套数字化事中管理制度和系统，让相关各方都能遵循，数字的中立性能够有效助力合规建设，实现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央八项规定 数字化合规 成本发票 合规对策

 （一）八项规定的时代演变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点睛之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外在表现主要就是“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中，落实的关键就在于“精神”两字。八项规定旨在从根本上纠正党内特权思想，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倡导勤俭节约，力促党的作风建设和干部作风的转变。起初，八项规定仅从宏观层面作出规定，对党员干部进行约束，并未形成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因此，很多公职人员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仍然将八项规定的要求抛之脑后。但是，国家对违反八项规定的整治工作从来没有松懈，而是不断强化监管和查处力度。在实践执法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从多个方面加强政策监管。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八项规定的要求以及所贯彻精神已经不断具体化、形象化、严格化，对公职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相关人员不能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将会面临极大的违规风险。

首先，中央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已经从“八项”演变为“80条”，这意味着八项规定的要求更加具体。中央不再泛泛而谈纪律要求，而是真正地将“八项”中所提及的精神以及行为准则进一步具化为细节的各类条目。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既能够更加有效的针对具体细节要求进行监管，公职人员也能够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参考标准。其次，中央也在根据工作实践的发展以及数据收集反馈，不断调整对于违反八项规定的监督方式和查处规范细则，包括重点查处对象的范围、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等方面。针对较为突出的问题，如违规吃喝、公款国内旅游等行为，进行重点打击和严格处罚。再次，中央也通过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方式，进一步加大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的查处。2020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公布的2019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中，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数据。与此同时，各地方监察机关也将查处到的违规行为及时向社会公开、公示，以此来彰显中央打击违规行为的决心。这不仅能够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对违规官员的举报，也能够极大地对公职人员起到警示作用。

近日，在五一节假日期间，中央又再次强调了八项规定的要求以及重要性。事实上，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格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以及具体要求的力度正在不断提升。这既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也体现了党中央对打击腐败行为、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力度之大，体现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规定也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指出，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并且需要坚决执行的“铁规矩”。由此可见，中央八项规定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或形式，它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迈出的坚实步伐。

2023年3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违法违纪行为依旧广泛存在。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监督程序中，八项规定的要求将会更加细致和严格，对相关违法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将会更大。

（二）国有企业相关人员的责任风险

国有企业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时，最关键的就是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做到每一笔公务开支都能够合理、合规。因为中央八项规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杜绝国有企业的不合理开销、公职人员利用国家资金从事其他活动的行为。国有企业虽然有国家强大的资金支持，但是随着我国营商环境的不断多元化，经营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改经营结构和模式，反而依靠国有资本坐吃山空，满足个人的利益，经营不断恶化。随着我国2023年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部署，国有企业需要及时调整，尤其是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在中央八项规定的背景下，监察机关对于国有企业资金利用方式也会提高监管标准、加大处罚力度。国有企业相关人员应当提高风险意识，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1.财务人员的责任风险 

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财务人员在事前审批时需要严格监督，查看公务开支的理由和金额，审查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政策要求。另一方面，财务人员在事后的发票报销核查中也需要发挥作用，审查是否成本发票所记载的名录以及数额真实有效。国有企业的财务人员需要从四大不同的方面，积极履行所承担的职责，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的要求。

首先，财务人员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规则意识。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深化对从严治党认识，提升政治素质，深刻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质，履行好财务监督职能，降低国有企业的违规风险。其次，财务人员需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经费报销。通过对差旅费、业务接待、办公用房、公务公车等八项规定中明确规定的各项费用支出建立细化监督流程，结合“制度+科技”，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提高财务监督水平。再次，完善报销督查机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主动解决不敢监督问题，要站在对公司发展负责、对党员干部负责的角度，勇于监督、严格把关。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坚持原则，讲究方式方法，主动加强沟通协调，积极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取得被监督对象的理解和支持。最后，从宏观角度来讲，财务人员需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按制度办事，依规履职，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真正将八项规定执行到位，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2.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风险

如果说财务人员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国有企业高管则应当发挥全面的辐射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董事、经理具有定期审阅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其他重要报表，全盘控制公司系统财务状况的责任。因此，一旦国有企业财务支出出现不合规行为，董事、经理将会面临直接责任。因为他们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公司的部分重大财务支出事项具有签字决策权，承担主要监管义务。如果国有企业中公职人员存在违反八项规定的财务支出，董事、经理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甚至即使他们不存在过错，也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

首先，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意识到其承担的重要责任，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并具有处理复杂或者疑难事务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同时，高管应当了解一定的法律以及税务知识，在签署财务支出报表等重要文件时，能够大致识别出风险点，避免盲目签字。

其次，高管应当逐步建立合规风险识别评估预警机制，全面梳理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合规风险，建立并定期更新合规风险数据库，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程度、潜在后果等进行分析，对典型性、普遍性或者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风险及时预警。风险数据库是指在风险管理过程中获得与使用的数据资料库，合规风险数据库就是企业内部的合规风险清单，把识别出来的各项合规风险按风险类别、风险描述、风险因素、管理部门、业务流程等列示出来，本质要求是获得足以辨识和评估合规风险的数据，相较于文案与合同的堆积式累加，更需要系统性运用高质量的数据信息。

最后，高管人员应当力求“重治疗”转向“重预防”，比监察机关的监管还要领先一步，对事后监管中被查处的违反八项规定案例引以为戒。然而，事中监管要求对风险的辨识、评估、应对都要有高度灵敏性，这决定了事中监管的难度大大提升。高管人员应当认识到合规数字化的必要性和高效性，利用大数据核查的模式实现事中监管。

（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动态监管

国资委始终处在推动国有企业认真落实规定各项要求的前端，细化工作措施，将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应当加强国有企业贯彻落实规定的督促指导，帮助准确理解把握内容和要求，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国有企业结合实际，建立健全财务决算审核发现问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制度机制。同时，指导各省级国资委，积极推进财务决算审核发现问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工作。

首先，对于违法八项规定行为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大。随着十八大对于廉洁纪律的强调，相同或类似的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发生在十八大前后，具有明显不同的处罚力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执纪越严、处分越重已经成为常态化趋势。这也是国资委和监察机关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更加严格的处罚力度意味着国有企业一旦触碰红线，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将会远远超出其合规成本的支出。

其次，对于违反八项规定行为的监管层级提升。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注重发挥责任追究震慑、教育和建设作用，有效查办业务监督、综合监督发现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问题，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违规责任，以此提高国资监管制度执行力和刚性约束力。同时，压实中央企业整改主体责任，完善内部控制，堵塞制度漏洞，形成促进合规经营和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国有企业努力贯彻执行八项规定的同时，中央也正在努力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全面的监管体系，形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良好风气。面对巨大的财务审查压力，国资委同样需要依靠数字化财税审查，减轻人员负担，实现监管政策全覆盖。

（四）落实八项规定的现实挑战

对于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主要可以从几个重点方面进行解读，分别是：经费管理、公务接待、会议活动、临时出国、公务用车改革。这些规定从不同形式上限制了公务人员的不合理消费和高消费行为。公务人员在各项活动中需要严格遵守八项规定的禁止性清单，保持廉洁的工作作风。其中，大部分规定的贯彻落实就是通过对成本发票的审查来体现的。相较于企业运营资金的银行流水证明，成本发票具有高度透明性的特征，任何部门都可以根据企业财务支出的成本发票来进行核对。此外，成本发票具有确定性，一旦相对方开出发票后，发票的金额以及来源都将确定，不存在人为解释以及修改的空间，杜绝混淆边界的行为出现。

因此，成本发票对于审计部门和会计部门具有很高的价值。企业能够通过对成本发票的审查，发现其中的不合理财务支出，降低合规风险。然而，八项规定虽然设定了某些支出金额标准，但对于部分行为仍然缺少进一步的细节性规定。例如，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这里对于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的定义就相对模糊，导致出现以下问题：健身是指办理健身卡还是所有锻炼类别的运动？达到多少数额的娱乐活动才属于高消费娱乐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旅游”“健身”“高消费”等词汇不会出现在成本发票中。企业的审查人员可能会面临审查边界模糊的问题。他们需要审查成本发票记载的数据是否违反了八项规定的要求。然而，人力审查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因为边界模糊，审查人员的主观判断可能会出现错误；另一方面，面对大量的成本发票审查，审查人员可能会出现疏漏。因此，国有企业需要实现成本发票数字化审查，以弥补人工审查的不足，做到每一项成本发票所列支出都能够明确符合规定的要求，实现良好的财务合规管理。

中央八项规定禁止性清单的条目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为程序性禁止要求，另一部分则为事项性禁止要求。对于前者而言，由于不存在对应的成本发票，无法进行数字化审查。然而，对于后者，具体事项的财务支出将会产生对应的成本发票，国有企业能够通过成本发票数字化审查的方式，仔细检查款项数额以及开票方，从而实现该部分规定的合规管理。在国有企业财务支出中，后者往往是财务合规的“重灾区”。因此，本文以下将会针对该部分规定进行细节解读。

（一）经费管理

1. 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2. 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

3. 严格控制国内差旅费、因公临时出国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出，年度预算执行中不予追加。

4. 政府采购严格执行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合理确定采购需求，不得超标准采购，不得超出办公需要采购服务。

第一、二条款是关于节假日期间禁止利用公款购买各种礼品的规定。对于此类财务支出，将会产生对应的成本发票。规定通过非穷尽式列举的方式，列出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其中，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贺年卡、明信片和年历等虽然属于禁止支出的事项，但是因为其价值属性较小，不会产生过高的风险。然而，名贵烟酒因为价值较高，国有企业对此类礼品应当引起重视。其次，第三、四条款属于对费用数额的规定，国有企业应当对出国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培训费预算额度以及办公经费进行预警。

（二）公务接待

1. 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

2. 禁止异地部门间没有特别需要的一般性学习交流、考察调研，禁止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

3. 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接待省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

4. 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5. 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在公务接待的规定清单中，更加细节地规定了公务人员在外出履职时对接待机关的财务支出标准的限制。例如，工作餐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严禁进行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等。其中，这些接待活动无一例外将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发票，国有企业同样需要在发票审查中做好预警和防范。一旦发票的开票方为某风景名胜区或发票的数额过大，则很有可能该成本发票所对应的财务支出违法了上述规定。

（三）公务出差

1. 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2. 出差人员应当在职务级别对应的住宿费标准限额内，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宾馆住宿。

3. 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凡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用餐的，应当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费。

4. 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不得报销住宿费以及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该部分属于对公务人员公务外出花费的限定。因为公务出差的费用由国家负责，这可能会导致公务人员无节制地财务支出，满足自己个人的需求而非必要的工作目的。成本发票作为公务人员开支报销的凭证，对八项规定该部分的要求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财务部门需要对相关发票进行严格审核、把控。例如，如果公务人员按规定乘坐高铁二等座，但成本发票中却显示一等座，此时该项支出即违反了第一条规定。在国家八项规定的严格要求下，国有企业必须贯彻落实到每个公务人员的出差支出，杜绝公务人员利用公务出差的机会进行不合理消费。

（四）会议活动

1.不得使用会议费购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固定资产以及开支与本次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不得组织会议代表旅游和与会议无关的参观；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

2. 各单位应严格执行会议用房标准，不得安排高档套房；会议用餐严格控制菜品种类、数量和份量，安排自助餐，严禁提供高档菜肴，不安排宴请，不上烟酒；会议会场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

3. 严禁在会议费、培训费、接待费中列支风景名胜区等各类旅游景点门票费、导游费、景区内设施使用费、往返景区交通费等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该部分规定严格限制公务人员利用会议资金进行其他活动，尤其是购置固定财产。这是为了消除滥用会议资金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在过去较为多见，为国家重点打击方向，国企央企需要在这一部分引起重视。一旦成本发票中出现某些典型的固定资产购入、门票费、导游费等条目，财务部门应当对此及时预警。

综上所述，中央八项规定的禁止性清单涉及到公务财政支出的各方各面。其中有一些程序性的要求需要严格遵循，例如有审批、按标准、有清单。同时，对于一些实质禁止的事项，国有企业需要杜绝此类财务支出。其实，八项规定的部分核心要求，都可以通过成本发票的数字化审核方式来贯彻落实。随着中央加强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整改力度，国有企业全面落实合规制度是一项必然的任务和要求。相关财务、审计部门应当加快部署发票数字化审核程序，紧紧盯住公共资金和公共财产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如实报告，尽到应有的职责。

在完成中央八项规定中涉及成本发票的核心条目分析后，本文第三部分将会选择国有企业人员典型的成本发票违规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总结八项规定执行中的侧重点和打击力度，进而给出国有企业财务支出合规的实务建议。

（一）公款报销

1.违规行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沈东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公款吃喝，发票造假，接受超标准接待问题。2013年至2021年，沈东先后收受现金、高档酒水等礼品礼金折合共计21.7万元，其中多次发生在中秋、春节等节日期间；组织原同事聚餐，餐费用公款报销；在广东省分公司出差期间，接受下属单位超标准接待，饮用高档酒水。沈东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5月，沈东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 案例点评：本案为典型的公务人员利用公款从事违规活动。在外出从事公务时，公职人员需要在合理开支内安排自己的出行活动，不能够接受招待方任何的高消费活动安排。同时，公务人员也严禁虚报开销，利用虚假的成本发票隐匿真实的开销。这要求接待方和被接待方都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一方面，公务人员既要从自身做起，拒绝高消费的活动宴请，另一方面，接待方也应当坚持成本发票的审查力度，做到合理合规地进行接待安排。实务中较为常见此类违规行为，且很容易被认定为违规行为。因此，一旦存在成本发票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往往公职人员都难逃被处罚的结果，应当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

（二）违规吃喝

1.违规行为：城县双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维东、监事付喆违规吃喝问题。2020年4月16日，双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丰公司”）在双椿铺镇“阳光酒店”安排桌餐进行公务接待，席间饮用4瓶白酒，共计976元，双丰公司通过虚开菜单、成本发票的方式转移、隐匿公款购买酒水开支。另外，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双丰公司还存在虚列开支、白条入账的方式套取经费，与邻近兄弟单位利用公款冲抵吃喝费用，相互请吃及同城接待行为，成本发票显示明显超出正常财务支出。对此，双丰公司经理张维东负有领导责任，监事付喆（分管办公室）负有直接责任。2022年5月，张维东受到政务警告处分，付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 案例点评：本案中相关人员并没有履行妥善管理财务经费的义务，反而利用公款满足自己的私人需求，长期无视中央八项规定违规吃喝，影响十分恶劣。因为责任人存在虚构成本发票等方式试图冲抵违规支出费用，试图逃避审查机关的责任追究，这将会加重其违规责任。虽然这种方式较为隐蔽，但是在“以数治税”的趋势下，执纪执法的力度不断加大，对成本发票的审核更加严格。因此，这类典型违规行为将不能够规避监管，存在此类行为的人员应该及时主动报告，积极承担责任并退赔。

（三）违规补贴

1.违规行为：湖北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江海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违规发放津补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2019年至2021年，刘江海在担任湖北盐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对集团违规向员工普遍发放高温津贴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明知下属有求于自己，仍接受下属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白酒，宴请费用由下属支付。刘江海同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 案例点评：该典型案例同样受到中央八项规定明令禁止并严格打击。该类行为属于内部行为，违规开办的宴席以及烟酒支出都明确记载于财务账目，并有相对应的成本发票印证。只要进行成本发票的核查，审查机关往往能够很快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责任追究。对于负责人来说，应当严格审查每一笔公务人员财务支出的成本发票和其中记载的主要内容，确保财务支出的合规性。

（四）公款私用

1.违规行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原国内市场部副部长夏正宝于2016年12月20日为其女举办“百日宴”，邀请部门下属30人，收受礼金9000元，并授意下属以虚列接待事由的方式，虚开发票，通过公司业务招待费报销“百日宴”开销12728元。给予夏正宝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

2. 案例点评：该案是典型的公务人员合规意识淡薄的体现。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套取公款，用于个人日常开支，行为方式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公共财物，如果数额较大，可能被追究贪污罪的刑事责任。本案当事人无视纪律要求，抱有侥幸心理，通过虚构成本发票，公然挑战纪律底线，利用职务影响借机敛财，触碰了纪律红线。

综上所述，中央八项规定后，党中央重拳出击，打击国有企业的违规和腐败行为，查处了大批责任人员。在这些国有企业违规贪腐案件中，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公款，以此来满足个人需求的案件并不少见，且手段较为隐秘，公款去向复杂，可能涉及多种违纪违法问题。然而，在大数据税务审查的背景下，通过对财务支出成本发票的数字化审查，虚构成本发票将不再能够掩盖财务支出的不合规。因此，相关国有企业必须严格落实自身成本发票的审查，减少不合规行为。

（一）成本发票数字化审查的必要性

在国家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下，未来执纪执法将会更加系统，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全面建设“智慧法治”。数据监管将会使违法违规行为无法隐藏，从而实现全面打击不合规行为的目的。因此，国有企业需要加强合规意识，实现合规管理信息化。然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中的一大困境为如何能够在种类繁多的成本发票中精确有效地认别出违规的财务支出行为。因为人工审查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难以真正落地。国有企业无法制定一个统一标准对所有成本发票进行审查。虽然审查部门能够通过成本发票的审核找出一些典型的违规财务支出，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不常见或关联性不大的成本发票，人工审查很有可能会出现疏漏从而产生合规风险。

因此，在“以数治税”、“全电发票”的大环境下，单靠传统人工核查远远不够，企业服务后台也需要数据化。国有企业为了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也必须用大数据工具与监管进行交互，契合监管逻辑。首先，国企央企可以通过整合发票业务流，精确把控经营风险。高频的财务支出会通过大量的进项和销项发票来记录，企业可以以税务发票为载体，通过财务支出合规和中央八项规定执行的跨界整合，利用大数据风控软件，让企业的每笔公款支出都能够被合规模型所印证，从源头杜绝企业违规。此外，企业能够利用处罚大数据，实现整体合规。国企央企可以通过整合所有因违法八项规定被处罚的典型案例，确定关键风险点，充分利用处罚大数据来勾勒违规处罚的常见模式，形成特有的高频违规风险点，为企业经营者提供行为模式及处罚力度参考。

（二）执行八项规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实例展示

1. 数额限制数据化核查

首先，八项规定中对于接待标准、会议用餐标准、公务车油耗标准等支出金额有明确限制。我们可以设立数据审查程序，将八项规定中具体的数额标准全部纳入系统数据，建立底层数据库，同时建立个性化的合规动态规则引擎。因为大部分财务支出都会有对应的成本发票印证，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底层数据库，将全部成本发票录入审查程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成本发票审核，可以快速高效地实现风险预警。

1.1 会议费用标准

根据八项规定要求，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会议费用支出标准。通过大数据搜集，我们将不同会议登记规定的费用上限全部录入数据库，形成四条判定规则，如下图所示：

在国有企业将全部会议支出成本发票的数据上传后，系统能够按照设定的规则进行大数据核查，发现其中存在违规的成本发票，进而准确定位违规行为。

1.2 干部接待标准

同样，干部接待的费用支出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同地区、不等接待级别、不同时间，公务人员的差旅费用都是不同的，系统根据规定要求形成36条具体规则，部分如下图所示：

我们将各地差旅费用的不同标准根据城市名称、月份和接待级别等限定词作出有效区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国有企业差旅费用的成本发票进行分类，从而确定每一张发票所对应的接待支出的数额上限。一旦成本发票的数额超过系统数据中的上限，将会出现风险预警。

1.3 公务用车油耗标准

对于打击公车私用现象，最直接的办法为公务用车的耗油量是否处在合理范围。我们将通过数据搜集，将所有公务用车的型号以及定额油耗标准纳入数据库，形成103条规则，部分如下图。一旦公务用车油气费支出的成本发票超过数据库中的正常标准，同样会出现风险预警。

2. 关键词限定数据化核查

正如第一部分所提及的，虽然中央八项规定中禁止在公务接待中的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禁止在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禁止提供高档菜肴、烟酒、禁止使用会议费购入固定资产等行为。但是，国有企业如何在庞杂的成本发票中识别出潜在的违规问题是一大难点。因为这些发票在数额上并不具有唯一标准，人工审查存在疏漏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很容易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然而，如果我们将抽象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关键词数据，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只要成本发票中出现数据库所记录的关键词，则意味着该笔财务支出可能存在违法八项规定的风险。

2.1 公费旅游

首先，以公费旅游为例，成本发票中开票方绝大部分为各地旅游景区。因此，我们将各地旅游景区名称以及所有可能的关键词全部加入数据库，形成305条规则，部分如下图：在发票数字化审查时，能够将该部分问题发票快速识别，并作出风险提示。

2.2 高消费活动

其次，我们也会将八项规定中的高消费活动作出具体的分类，转换为若干不同的关键词。例如：（1）将健身活动的关键词具体为部分高端健身公司名称,转化为23条具体规则：

2.3 会议费用滥用

最后，为了解决成本发票审查中有关会议费滥用的问题，我们将大量固定资产项目列入底层数据库，对设备分类设定3740条代码编号，实现会议费开支预警，如下图：

综上所述，通过金额限定以及关键词限定的方式建立底层数据库，对财务支出成本发票进行数字化审查，能够形成一种客观的判定标准。该标准能够快速高效地识别出存在风险的成本发票，弥补人力审查的缺陷。

后续随着AI算法和模型的不断迭代，将更加全面、精准、和客观，用数字化将文件规定进行具体落实，用数据跑出“合规”的动态通道，从而实现有效的事中管理，真正做到“不敢腐”。

（三）数字化解决方案-以锦信一票通为例

“锦信一票通”作为企业全方位的票据管理专家，已经实现了上述数据积累，完成底层数据库的构建，能够通过对成本发票的大数据审查，将中央八项规定中的大部分要求贯彻执行。如果公务人员进行了某项违规行为，开具的成本发票中存在系统限定词汇、超过数额上限，该发票将会在大数据审查下被标记为存在风险，从而减少人工审查的疏漏。此外，“锦信一票通”也会继续根据八项规定要求的侧重、市场行情、处罚案例等，对收集的底层大数据进行实时的更新与调整，实现数据的流动性和准确性。因此，“锦信一票通”可以帮助国有企业通过成本发票审核的方式，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降低不合规风险，使国有企业在大量财务款项支出中完成全面审查，宏观流程图如下：

1.“锦信一票通”将会根据八项规定的核心条目不断更新预警词汇，可以根据企业自身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以及更新，利用差异化合规指标和模型为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服务。

3.通过上述大数据提取和分析，并且实现动态数据挖掘，这就为后续的合规服务提供了数据能力。在目前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数字化赋能国有企业尤其是落实八项规定的合规建设，无论是理念还是实施效果，都收到了良好的反馈。

国有企业可以利用 “锦信一票通”的数字化发票管理系统进行大数据审查。通过利用上述底层数据，国有企业可以真正地将中央八项规定落地执行，不仅能够提高成本发票的审查效率，而且能够准确识别出风险支出。尤其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通过人工审查成本发票实现财务支出合规性是很困难的，难免会存在疏漏，使用“锦信一票通”能够为大型国有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数据赋能合规，数据与专业服务的协同服务将是未来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如今数字化的潮流下，国有企业必须与时俱进，善于借用第三方数字科技工具，与专业服务团队一起，围绕数据、挖掘数据、实现数据与人的服务的高度协同，最终实现各方共赢的效果，实现“提效”、“降险”、“增润”。

本文撰写金东杰、宿胜杰亦有贡献。

作者专著推荐：《消费与零售行业合规指引》

全开明律师结合多年实践经验，站在企业视角，直击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痛点，撰写《消费与零售行业合规指引》一书。本书通过独特的分析结构，从市场监管、税务监管、刑事处罚以及行政救济等四大角度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合规思路和判断，有效衔接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本书通过揭示消费和零售行业中的违法违规常见行为，对企业合规经营的困境进行分析，展示潜在的违法违规风险，并结合监管部门发现、稽查、监管路径，为消费与零售行业合规经营进行指引，为消费与零售企业提供专业的合规指导，为企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