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调查谈话工作中，还是在刑事审讯工作中，想让被调查人交代供述，就要同时破除其“侥幸心理”与“畏罪心理”。其中前者强调“逻辑论证”，要求调查人通过出示证据、揭露被调查人陈述的矛盾或指出被调查人的“超前反馈”等方法，让被调查人认识到“涉案舞弊行为已被查明”。而后者则强调“攻心夺气”，要求调查人打破被调查人心理平衡，让被调查人认识到“当下选择交代供述对自己更为有利”，再不断强化被调查人心理压力，迫使其作出交代供述的选择。

如果非要将上述两项工作再比出个高低，“畏罪心理”的应对可以说更为重要。实证研究显示：刑事审讯中，犯罪嫌疑人自认影响其交代供述的主要原因，“畏罪心理”占比61.28%，而“侥幸心理”仅占比31.83%。可见，对证明标准不了解、对侦查人员所掌握证据情况不清楚、对自身行为掩盖程度不自信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不会因为“证据少”而不交代，其负隅顽抗，多是因为无法克服自己“畏罪心理”这一关。

具体到调查谈话工作中，更要强调“畏罪心理”的应对。这是因为，舞弊调查相比刑事侦查，所受到的限制多，前期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少，对被调查人的威慑效果有限。此种情况下，如不重视对被调查人“畏罪心理”及其应对技法的研究，仅将调查谈话看作“出示证据并要求被调查人予以说明”的工作，寄希望仅凭手头证据材料推动被调查人交代供述，调查谈话工作便往往只能取得“挤牙膏”式的进展，甚至使被调查人在大量证据材料面前缄口不言，调查谈话进而陷入僵局。

被调查人的“畏罪心理”是受正反两个方面因素影响的。一方面，被调查人对交代供述心存抵触，原因主要是害怕家人因此受到影响，害怕自己会在监狱中度过漫长人生，等等（见图表一）。另一方面，被调查人也对负隅顽抗心存顾虑，原因主要是寄希望通过交代供述获得从宽处理，寄希望通过交代供述摆脱良心谴责，等等（见图表二）。

上述正反两个方面因素会“前后挤压”被调查人，使其产生心理压力。因此，被调查人在实施舞弊行为后的一段时间，常吃不好、睡不好、坐立难安，并通过“演练应对话术”或“为自己寻找行为借口”（如“领导都收钱了，自己不收说不过去，也是被逼无奈呀！”，再如“单位也赚钱了，没有自己单位还赚不到这笔钱呢！”）等方法，尽可能地缓解上述压力。

但前期的缓解并不等于消除，当被调查人认识到本单位已经发现其舞弊行为，并准备启动调查工作时，压抑已久的心理压力又会被重新唤醒，并在被调查人接受调查谈话时、虚假陈述被拆穿时、被诘问时、认识到舞弊行为已被查明时被不断提升强化，使被调查人陷入无所适从的紧张状态。

上述心理压力说到底，源于被调查人对“选择供述”还是“坚持不供述”的迷茫恐惧，直到被调查人作出“交代供述”的确定选择后，往往才得以消除。所以我们常听到犯罪嫌疑人说“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阶段最难熬”或“这事情压在心里很多年，憋着很难受”，所以犯罪嫌疑人常会在选择交代供述后像竹筒倒豆子一样说个不停。

清楚了“畏罪心理”如何产生，其应对步骤便也大致清晰了：首先，调查人应结合被调查人及其涉案行为具体情况，评估判断被调查人的“心理弱点”，清楚其最为受用的心理影响因素，并将之作为本阶段调查谈话侧重；其次，调查人应运用相应技法强化其交代供述的积极因素，弱化其交代供述的消极因素，打破其既有心理平衡，让其认识到“当下交代供述对自己更有利”；最后，调查人应通过“打拉”等策略方法（“红脸白脸”就是“打拉”策略在审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使用），强化上述正反两个方面因素的对抗，进而加剧被调查人精神紧张程度，并让其认识到“唯有放弃抵抗方能摆脱心理压力”，最终做出交代供述的确定选择。

参考刑事审讯实证研究结论，笔者将“畏罪心理”的常见影响因素归纳为四类：

其一是“感情因素”，既有研究显示，有88.7%的犯罪嫌疑人表示，面对侦查讯问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受到影响，之所以选择交代供述，主要是希望获得家人亲友的谅解；

其二是“罪责因素”，既有研究显示，有81.8%的犯罪嫌疑人表示，害怕交代后会因此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人生，并且有91.2%的犯罪嫌疑人表示，之所以选择交代供述，是认为可以凭此获得从宽处理；

其三是“道德因素”，既有研究显示，有62.3%的犯罪嫌疑人表示，其担心自己交代供述并承担刑事责任后，无法面对亲朋好友，并且有81.2%的犯罪嫌疑人表示，之所以选择交代供述，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宁静，摆脱良心的谴责；

最后是“未来因素”，既有研究显示，有47.6%的犯罪嫌疑人表示，其交代供述后既有财产可能会被追缴，承担刑事责任后前途渺茫，无法再回到当下的生活状态。

被调查人心理弱点是“千人千面”的，它既会受被调查人个人情况影响，也会受案件具体情况影响（如涉案金额较大，被调查人面临的责任较重，自然对“罪责因素”更为关注）。

评估判断被调查人心理弱点也是较为复杂的，这既要求调查人在谈话前充分收集被调查人个人资料，又要求调查人在前期调查中注意发现并收集“虽与舞弊行为无关，但与突破被调查人心理防线相关”的资料，甚至要求调查人在谈话中细致分析被调查人就不同谈话内容，在语言、副语言（如音调、音量及语速变化）及非语言行为（如摸鼻子等修饰性动作、坐姿变换等全身性动作或交叉双臂等支持性动作）上的反应。

考虑到上述情况，受文章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仅对不同类型人群常见的心理弱点与读者进行概括介绍。

（一）通过被调查人年龄评估判断

一般年轻者曲折经历较少，心理压力催生较快，常在意行为责任对自己未来人生的影响，更受“未来因素”影响；一般中年者家庭观念较强，情感负担较重，常在意行为责任对自己家人的影响，更受“感情因素”影响；一般年长者过往已取得一定工作成绩，常在意行为责任对自己过往评价的影响，更受“道德因素”影响，并容易对单位及相关人员心生愧疚。

（二）通过被调查人性别评估判断

一般女性感情较为丰富，情绪起伏较大，移情效应强，容易陷入焦虑情绪之中进而表现出较强的顺从性，更受“感情因素”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感情同样较为脆弱，调查人在注重感化的基础上不应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地消除其戒备心理，关注其自尊心乃至其虚荣心，防止其陷入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状态。

（三）通过被调查人家庭、工作情况及其过往经历评估判断

一般家庭关系和睦或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更关注行为责任对自己家人的影响，更受“感情因素”影响；一般身居要职或收入较高者，常在意行为责任对自己未来发展的影响，更受“未来因素”影响；一般外来务工者，自尊心较强，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更受“道德因素”影响；一般初犯、偶犯或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甚了解者，更受“罪责因素”影响，常认为自己会为“小错”承担“大责”。

本期文章主要就“畏罪心理”应对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后续文章将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对相关技法的施行进行具体说明。

注：本篇文章相关数据参考自《心理突破：审讯中的心理学原理与方法》（毕惜茜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