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认定外国仲裁裁决违反中国公共政策之标准及实例分析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将“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作为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一项例外规定，但并未对“公共政策”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为各国法院及仲裁机构在实务操作中留下了充足的自由裁量空间。作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也未对“公共政策”的含义进行法条解释，但随着近年来中外商业贸易与国际商事仲裁的不断发展，“公共政策”的概念及使用标准也在实务操作中不断精细化、具体化。

GP承担无限责任的纠纷案例解析——对《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三条的实务探讨

辩方能否启动鉴定程序？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鉴定的启动权被完全垄断在国家职权机关手中，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由不同的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来启动开展，而辩方作为天平的一端，只能享有申请相应机关启动鉴定的权利，没有启动刑事鉴定的决定权。因此，辩方要想自行委托鉴定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于法无据。

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以英国法院执行贸仲仲裁裁决看法院的审查权限与公共利益的界定

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当事人青睐于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仲裁裁决较之法院判决更加容易得到跨境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存在使得一份外国仲裁裁决可在全世界150多个会员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合同中的仲裁管辖争议（二）——合同变更后的仲裁管辖认定

合同变更后，主要有三大类情况可能涉及仲裁管辖问题：争议解决条款的变更、当事人的变更，以及其他条款的变更。当这些变更发生后，原合同下的仲裁协议是否继续适用？本文将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讨论这些问题，并给出实务贴士。

合同中的仲裁管辖争议（一）——本协议及补充协议下的仲裁管辖认定

当事人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需要各方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然而，虽然仲裁都基于当事人的自行约定，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当事人对仲裁庭就争议是否有管辖权仍旧会存在分歧。仲裁管辖争议多种多样，本文主要讨论本协议与补充协议下就仲裁管辖可能出现的争议。

商事仲裁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近年来，中国境内的仲裁案件受案量持续保持增长，从2004年的37,304件激增到2016年的208,545件，年均增速约为16%；涉案金额也从2004年的515亿人民币骤涨到2016年的4695亿人民币，年均增速约为22%。

股东知情权界定与行使的实务分析

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与界定原则，历来是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较为笼统，如何界定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边界、如何合法行使，常是争议的焦点。

新规后私募基金行政监管案例的分析与探讨

2016年2月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或“新规”），就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事项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虽然《公告》在形式上仅为行业协会的自律文件，但是它却开启了我国私募基金行业“从严监管”的序幕，也标志着我国私募基金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英国法下不满仲裁裁决的法院救济之路

“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当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申请再次仲裁或另行起诉的，将不被受理。然而，该原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只能无条件接受裁决，在某些法域、特定情况下，当事人在收到仲裁裁决后仍旧有机会对裁决提出异议，甚至上诉法院。在国际贸易中，有不少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约定英国法为适用法，英国法下对于前述问题的规定见于《1996年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996）[1]，该法下基于不同情形，给当事人提供了三种救济可能。